在1963年的印尼雅加达，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，中国足球队遭遇了来自乌拉圭队的失利，未能进入前四名。当这个消息传回北京时，67岁的贺龙，时任国家体委主任，并没有责备球员们的表现，而是首先追问：“问题出在哪里？”这看似平常的发问，却饱含着深刻的分量。在那个新中国体育探索的时期，足球、篮球和排球都备受期待。贺龙曾表示：“三大球搞不上去，我死不瞑目。”在他看来，虽然比赛失利并不可怕，但如果没有章法、没有改进的方向，才是真正的危机。

针对雅加达的挫败，贺龙并没有对运动员进行批评，也没有简单地归咎于场上的发挥。他直言：“我是体委主任，运动队的失误是我的责任，不能只怪运动员。”这显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客套话，而是将比赛结果与管理、训练、选材及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贺龙对足球的重视，不仅限于球场，他发现一些球员身体素质不差，但在关键时刻却容易松懈，面对强敌显得缺乏韧性。他认为，技术和战术可以教导，但在赛场上不退让的精神则需要在长期历练中培养。

当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“硬骨头六连”以其顽强的作风和严格的训练而闻名。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，曾亲自与罗瑞卿沟通，安排足球运动员到“硬骨头六连”进行学习和锻炼。目的在于让队员们接触真实的军营生活，领略纪律、体力和意志的约束。这并不是希望将足球运动员培养成战士，而是希望他们明白，比赛中的拼搏同样需要责任心。在训练中，感受到疲惫时不可以松懈，比分落后时不应轻言放弃，关键时刻更不能畏缩。对当时的中国足球而言，这些看似简单的要求恰恰是最为缺乏的。

贺龙不仅停留于改善作风，他深知足球的长期发展不仅要依赖领导的讲话，更不能仅仅依赖国家队的临时突击，而是要将目标、重心和方法固定下来。为此，国家体委组织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，集中研究队伍建设与训练中的实际问题。会议上，他向负责会议的黄中表达了他的决心：“对足球的现状我很不满意，必须通过这次会议解决问题，足球要向上发展。”这一承诺明确而具体，会议后，国家体委发布了《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，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》。

这份文件清晰地指出，北京以及其他10个地区将成为足球运动的重点推进区域。该文件还聚焦国家队在技战术方面的不足，如风格软弱、体能不足和射门不准等，要求在保证技术全面发展的同时，特别加强30米内的射门能力。有趣的是，贺龙并未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成年队，他深知成年运动员技术上的提升并不是几个月内加练就能实现的，根本在于后备力量的建设。年轻球员的培养，必须从青少年阶段和学校入手。

至1964年6月，国家体委联合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发布通知，推动青少年足球活动的开展。贺龙强调，有关部门不仅要发文，更要检查落实。截至年末，多个主要城市的中小学中，已有近一半建立了足球队，校园足球从口号转变为日常活动。此外，竞赛制度也重新调整，国家体委恢复了甲、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，这样球队的名次与队伍的去留及训练质量直接挂钩。升降级带来的压力促使各队更为重视基本功、梯队建设和比赛风格。

尽管这一系列措施并非立竿见影，因为足球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运动，训练条件、场地数量和教练水平都需要时间来改善。然而，贺龙所推动的工作，将问题的焦点从“输了怎办”转向了“足球该怎样建设”。在第二届全运会后，中国组建了以年轻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，并在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得亚军。这一成绩并不能被归结为某次会议或某个人的功劳，但突显了之前在训练、基层和竞赛体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所带来的积极影响。

贺龙的足球工作特点在于，他既关注国家队的建设，也注重基层的发展；既重视技术提升，也强调运动员的精神状态；既关注当前的输赢，也考虑未来的持续发展。对他而言，足球并不仅仅是几名球员在场上的合作，而是一项需要学校、军队、城市和竞技体系多方努力共同支撑的事业。